当年放假来到父亲当厂长的水泥厂，感叹鼎盛时期国营企业的好福利

叶剑凌

一，做客父母家

那时铁路上跑的火车，铁灰皮是拉货，墨绿皮是拉人，全靠烧煤的车头带动，速度也不快，谁会想到后来还有用电的高铁和动车。那年我第一次坐火车，自然是绿皮的那款。车不挤，有空位，开车后旅客纷纷把车窗玻璃打开，让外面的风进来。夏天的风不凉快，但还是舒服，尤其穿山洞时，进来的风凉丝丝的。同车旅客趴着靠着昏昏欲睡，我却精神十足一路看风景，绿水青山，田野金黄，烈日下割稻谷的农民，地头边冒炊烟的村庄……不过老看后退的风景，看到后面没感觉了。火车“咣当咣当”跑了好多个小时，在一个叫三明东的小站停下，我提着行李跳下车，结束了自己从福州到三明的首趟旅行。

不知道要来接我的父亲，在我一人坐火车的这几个小时里，有没有担心过我？应该不会！那年代没有人贩子之说，也没有卖进黑煤窑和割腰子的传闻，夏天过后就要上六年级的大男生叠加少年先锋队的革命接班人，有什么可担心的，最多是坐过了车站，又把口袋里父亲单位的电话条子弄丢。一切皆无可能，我分明看见了父亲身影从马路对面那片烟雾中出来，过了马路又过铁路，大跨步跳上站台来到我面前。

一时与记忆中的父亲有些对不上号，灰蓬蓬的一身褪色工作服，皱巴巴的大长舌工作帽，下巴垂着一个大口罩，脚上是磨损起毛的防护鞋。与我在福州见过的穿中山装着黑皮鞋的父亲大不一样，只有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还是老样的。父亲见到我笑了，笑的有些歉意，我和你妈还要上班，妹妹还没放学，你先跟刘师傅回家，等我们回来。说罢把钥匙交给跟在他后面的一位中年人。刘师傅拎过我的行李带我在两道铁轨中间走。我回头看见父亲又穿过马路回到那片烟雾中，看走神了，差点让枕木绊了一跤。突然刘师傅一把将我拉下路基，听见身后火车汽笛已经在响，跟着一条黑色长龙贴近身子呼啸而过，好惊险好刺激。一会进入铁路边一片外观相似的砖木楼群，从一幢楼侧面的外楼梯上去，二楼一边外走廊，一边挂着各色门帘的房间。刘师傅打开其中两间，告诉我，这两间是你家的。交过钥匙，又拿起搪瓷外皮的暖水壶摇了摇，你喝点水休息下，你爸很忙，今天应该会按时下班。

刘师傅从楼梯拐角消失了，留下我一个人呆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楼梯拐角是个公用厕所，走廊栏杆，房间门与窗，都是木头的，脚步重一点，木地板会发出“咚咚”响声。掀开门帘进入房间，除墙上大镜框里塞满家人照片，别无其他可看。两个房间其实互不相通，不像现在的单元房，倒像招待所。两房间里的床铺、桌椅、五斗橱模样和数量都一样。后来知道，这里除了两个樟木箱，所有家具都印着工厂财产的编号。父母的财产只在木楼前那排厨房里，一张小圆桌，四张条凳，还有锅碗瓢盆等做饭用具。新中国成立十六年了，我那当厂长的父亲家就这模样。现在回想起来，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活法，父母那代一定以为自己一出道就是公家的人，工作起点从供给制开始，习惯了拎个箱子听组织号令走，反正去哪儿吃住都有公家安排，不会考虑置办点私产什么。

近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然后是车轮压过铁轨的声音。三明东这个小火车站，后来听工厂人说，这个车站就是为水泥厂盖的，同时期建成，还差点门对门亲上嘴了。三明水泥厂在大跃进的激情中仓促上马，有点先天不足，一投产就遇产品质量问题，后面几年一直在停产复产间反复折腾。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省建材局决定彻底复活这家省属水泥厂，便从已投产多年的南平水泥厂抽调一批技术工人和干部支援三明水泥厂，这些人员中就有我的父母。

我父母建国当年相识在闽东土改工作队，一九五二年调省重工厅工作，一年后派往南平筹建南平水泥厂，从此一生都在跟水泥打交道，可算建国后福建最早的一批水泥人。我父亲更是这方面的行家，参与筹建和改建过福建南平、三明、明溪三家水泥厂，长期担任工厂的技术和行政领导职务，善于处理水泥生产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可以说这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飞扬的水泥粉尘和水泥球磨机的轰隆声中渡过的。也许体会到这种工作环境待人不至友好，父母没让我们跟他们生活，从小就把我和弟弟交由福州老家的爷爷奶奶带，所以我小学六年级前，未见过父母的工厂是啥模样。

那天母亲先到家。她在产品化验室工作，衣服显得干净些。见到我自然高兴，说我比两年前瘦了黑了。我无以应答。从小不在父母身边生活，对父母的印象只在三年级春节时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照片平时压在爷爷奶奶卧室窗桌的玻璃板下。和母亲没说上几句话，父亲在楼下喊我们吃饭。放学回来的妹妹也在厨房间等着，看见我就喊，今天过节了，老爸买了好多菜。五六样荤菜素菜一盘盘端上小圆桌，是父亲从工厂食堂打来的。饭厅黄泥墙上挂着父母的工作服、工作帽、工作鞋、还有雨衣。我肚子早饿了，一坐下便狼吞虎咽。母亲问，工厂菜好吃吗？我连连点头好吃好吃，母亲又问，好吃以后转来三明上学好了？正长身体年龄，工厂饭菜油水多，吃了好长个。父亲忙打圆场，福州三明都一样，两边都有油水。我才不管父母争论哪边好，只闷头一味海吃，来父母家第一餐饭，把肚子填饱饱的再说。

那天晚饭父母很少动筷子，也不多问话，只看我埋头大吃。敞开的厨房引来一群工厂同事，说老叶儿子这么大了，还没见过，过来看一看。隔壁邻居阿姨还端来一盘炒丝瓜和一碟炒田螺，说丝瓜是自己种的，田螺是沙溪河里摸的。丝瓜我不稀罕，倒是田螺壳薄肉厚又炒出好味道。一群大人像看熊猫一样看我吃完饭。晚上，我就在妹妹房间住下，父亲让读三年级的妹妹，临时住到她同学那去。

这次在三明住了一个多月，快开学了才回福州。第二年因“文革”初中不招生了，又去住了二个多月，算在父母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再后来就是成年后短暂的探亲假去的。累计一算，我这辈子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总时间没超过三百天。尽管我一直对三明、对水泥厂抱有好印象，但不知何故，总觉那只是开心去玩去做客人，并没有是自己家的感觉，内心固执地认为，福州才算我的家。

二，工厂孩子

水泥厂地点有些偏，建在鹰厦铁路与沙溪河之间一块窄长的河滩地上，几个大车间和大烟囱孤悬河边（没有其他单位愿意和水泥厂做邻居）。厂区与宿舍区相距不足五百米。我到父母家后，首先学会去工厂食堂买饭菜。全家常年吃食堂，除去星期天，平时家里基本不生火，双职工家庭当年多是这种状态。

很快与厂里的孩子们玩上了。同一宿舍区，有的还是楼上楼下，大喊几声就凑一块了。我的玩伴都是四年级五年级的男孩，比我们大的，他不跟我们玩，比我们小的，我们也不带他玩。我在福州小巷孩子群中，算是会玩敢玩的，可天外有天啊，放到工厂的孩子中，我顿显笨拙。这世界在他们眼里，到处都可以是游乐场，我久久学不会像他们那样，在铁轨上摆动双臂踮着脚尖碎步小跑，步子轻快还不会掉下来；在车站待装车的木头堆场，他们能熟练的用骑马钉和手铲，快速把木头上的生树皮整片整片完整的剥下来，拿回家晒干后当柴火烧；一起下河摸田螺，我只会在浅水区寻找鹅卵石下的小田螺，他们能憋足气潜入深水，好一会才露出脑袋又狗爬回岸边，高举双手展示从河底摸上来的大田螺，没多大功夫就摸了一大碗；他们还很会种菜养鸡，听母鸡“咯咯咯”叫声就知道是刚下过蛋还是肚子饿了要喂食；有二个还和小火车站工作人员混的很熟，殷勤的帮车站人去工厂食堂代买肉包菜包，得到的回报是，允许带伙伴们搭上货车守车，坐一站到三明大站下车，去市区玩一圈，最后过沙溪河浮桥到列西，在列西半道上拦自己水泥厂每天拉料石返厂的大卡车，还不耽误回家吃晚饭。

开头几天睡觉很不安稳，夜里各种声音很吵。宿舍区没有电话，半夜找人都得来家里敲门，火急火燎的找父亲去现场处理夜班设备出故障问题。住房离铁路不足五十米，火车经过先鸣笛，然后整座房子在车轮滚动中颤抖，惊醒过来还要久久听厂区二十四小时不停转动的球磨机的轰隆声。父亲说住一阵就习惯了，小孩不会失眠的。小玩伴们则说，晚上有火车声机器声才好睡觉，太安静了鬼叫声音就出来了，这才让人睡不着。同楼住的锋，特地送我三枚极薄的小铜钱，放在铁轨上让火车轮子压过的，用细绳串在一起，说挂在床头蚊帐钩上，火车开来就能听见铜钱磕碰的“叮叮”声，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锋父母也是南平厂过来的。和我同是五年级。我第一次佩服他，是他的毛笔字竟然写的那么好，尤其楷体字，几乎跟字帖一样。锋当年在市区列东小学读书，是少年宫航模组的。一天他在河滩上当众放飞他新做的航模飞机，航模机飞了七八十米后突然坠落河心。同伴们笑说飞机变潜艇，以后你就发明这个。那时大家都知道锋的志向是长大了造飞机，先造战斗机，再造大飞机。

当年像锋这样志向明确有个人小目标的孩子，工厂孩子中似乎不多。一次大家在铁轨边剥树皮（我开始当小帮手了），突降一场暴雨，我们跑进车站候车室躲雨，墙上贴着一张工农兵科教体人物造型的宣传画，男女个个身强力壮，容光焕发。小伙伴们比划着面里的人物，七嘴八舌：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我要当火车司机，我要开大轮船，我要盖最高的房子，从上面看下去人就像蚂蚁一样，我要当游泳健将，一口气横渡长江，我说我也要当解放军，最好是坦克兵。不过，当年这些少年郎的理想基本都没实现。或者说十岁出头的孩子，也许睡一觉便忘掉了自己的许愿。也不知我们家长是不是把这些愿望当笑话听。只感觉接触到的工人师傅，对自己孩子读书的态度都很平和，并没有多少望子成龙的雄心，一般不会在学业上给孩子太大压力。工人家长很现实，认为孩子能读书是天赋，有天赋就一定支持他读下去，没天赋读不下去就不勉强，将来当个工人就很理想。那时候工人阶级社会地位高，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尤其国营厂的工人，进厂子就等同端上铁饭碗，一辈子有国家罩着。

三，时代福利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物资供应紧张，许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证购买。而广大国营厂则凭借体制优势和各种福利制度，为改善职工生活进行过最大努力。

水泥厂工人上班穿的工作服是起码福利，冬夏服、帽子、毛巾、手套、鞋子，全劳保用品包括洗涤肥皂，定期下发，不花钱不用票证，一年穿不烂用不坏，还能省下给家属孩子穿。很多工人孩子的衣裤都是父母工作服改的，结实又耐脏，穿的鞋子也是父母省下的。

困难时期的食品供应紧张，大家小家日子都很难，工厂以单位集体户的名义想方设法弄来计划内和计划外的食品，通过食堂对职工进行隐形补贴。困难日子过去后，工厂很快走上正轨，各项福利全面落实，加班费，夜宵费，高温费，防尘费，超产奖等，应发尽发。暑期里每天还向上班工人供应绿豆汤、豆浆等防暑降温饮料。逢年过节，更会想方设法弄来水果干货鸡鸭鱼肉，给全厂工人发年货。我第二次去父母家正逢春节，只见家家在楼前水池边杀鱼杀鸡，场面很热闹。听厂工会领导对父亲说，这次供销科同志要表扬，弄回不少东西。后来知道了个中奥秘，很简单，当年实行计划经济，水泥是计划严控的产品，社会又需要水泥，工厂从超产的水泥中匀点到农村和渔村以物换物，不怕弄不到需要的食品。

住房方面，未结婚的安排集体宿舍，结了婚的安排家庭住房。水泥厂干部职工基本都是外地来的，住的问题都由工厂解决。那时分房子不看职务，主要看家里人口多少，还不时根据人口变化作调整。当年父母家加妹妹常住人口算三个，分得两间住房。有的工人家有三四个男孩女孩，最多能分到二大一小三间房，再不够住就自己从厨房杂物间中想办法。只是房子配套很差，房间在一处，厨房在一处，杂物间又在一处，楼层厕所是公用的，自来水接个水龙头放楼前大家一起用。随着工厂发展越来越好，这种状况从七十年代开始很快改变，旧宿舍房一批批推掉盖起了框架楼。这其中最大的推手还是工厂的超产水泥，水泥几乎能换回盖房子的所有材料，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水泥造福了整整一代水泥厂工人。

出行方面，水泥厂一带没有公交车，想去河对岸的三明列东市区，要么步行数十分钟从列西过浮桥进城，要么从工厂附近一个小渡口坐船过河。每到星期天，工厂会安排大卡车，把进城买菜购物的工人及家属孩子拉到市区，到点后再把人拉回。想抄近路的，可以从渡口过河，上岸后走一段路。小渡口是附近农民办的，一条小木船，一位年近五十说话和气的老船工，常年守在河边做摆渡生意。上班时间，厂里干部要去市里开会或办事，不可能坐大货车进城（那时工厂还没配小车），大家都习惯从渡口过河，路程会短一些。

那时工厂为职工谋求的福利很多，基本的如厂医务室二十四小时不打烊，本厂工人及家属孩子都能就医，小伤小病不出厂就能解决。女工产后上班带上婴儿往托儿所一放，定时来喂奶就行，婴儿有专门的保育员照顾。很多工人孩子，从小就是从工厂托儿所到幼儿园再工厂小学到初中一步步读上去的，可以说从出生到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全由工厂包干，并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也许因为养孩子成本很低，那时候各家都生养了好几个孩子，不愁养不活。不仅如此，连工人家庭的日常用水用电烧煤等费用也能包尽包，仅仅象征性的收点小钱。历年来还以生产劳动竞赛或献礼活动名义，发给职工许多生活用品。我记得发最多的是搪瓷用品，从脸盆、暖水壶、牙罐水杯、锅碗盆碟等发了个遍，大大小小摆满了一厨房。这些东西既实用又耐久，一代人都用不完。尽管那时普遍工资不高，但家庭开支因各种福利而减少了许多，生活压力并不感觉太大，一人赚钱就能养活一家五六口人。

水泥厂早期工人大部分来自福州鼓山一带乡镇和泉州永春县的农民，生产发展后又陆续招工，高峰时有正式工千余人，家属工临时工几百号人。工厂尽量把一些劳务活安排给工人家属去干，肥水不流外人田，让职工家庭多点创收，劳动政策上亦与正式工同工同酬。有些靠手工出效益的活（如浆糊和修补水泥袋），靠个人体力计量的活（如水泥和料石装卸车），都是计件取酬的，手脚麻利体力强壮的家属工，每个月挣的钱甚至比她正式工的配偶还多。

生产队农民变成国企工人后，农民的勤劳和工人的智慧自然结合起来，竟能把那年代的生活过出了花样。小伙伴告诉我，粮食困难时期，厂里工人业余时间都去开荒种地。那时沿江一两公里的大片河滩，成了水泥厂工人家的菜园子，清去乱石杂草，整出大小田垅，种上瓜果蔬菜，农民劳作那套重出江湖。种出的蔬菜吃不完就互相赠送，地瓜收多了还加工成地瓜片地瓜米寄回老家接济亲友。那时社会对自力更生的劳动者很宽容，管人管事部门少，工人跨界开荒种地也无人在意。我第一次去三明，还看见河边连片的菜地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工厂宿舍区禁止放养家禽，但难不倒这些农家出生的工人，他们就在铁路边搭起鸡窝鸭舍，有序摆放并上锁圈养，平时用自家种的过季老蔬菜拌着米糠剩饭喂养，并不担心夜间有人撬锁偷窃。在父母家那段日子，少不了天天听铁路边鸡舍里的大公鸡起早鸣叫，非常尽职。有天突然佩服起那些鸡鸭来，每天在轰轰作响的火车声和地面震动中，照样吃喝拉撒，照样长大生蛋反哺主人。

那是一个不富裕时代的国企福利，只属于那一时代人享有的福利。事过境迁，如今只留在还健在的那些老工人的回忆中。

四，后来……

沙溪河日夜流淌，流走了岁月沉浮，流走了一代人的风华故事，也流走了一家国营厂的最后叹惜。世事无常难以预料，人生多变难以把握，到今天定格为往事时，感念当年，又感慨后来……

后来我没有转学去三明读书，父母的意向一下让福州的爷爷奶奶拍死了，坚决不同意。也幸亏了老祖宗英明，才有了我后来从福州中学毕业直接分配去工厂，又参军入伍，我的命运从此定型，基本在福州地界当兵转业结婚生子过完了自己这辈子。

后来是“文革”多年动荡，父亲打成了走资派下放到明溪县，惩罚似的苦干三年建起了明溪水泥厂并一次试车成功。三明这头坐不住了，由水泥厂军代表出面，又把父亲调回三明水泥厂，还专门强调上头有文件叫老帅归位小兵回营。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当兵探亲假期间，又几次去了三明父母家，眼见三明厂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生活区旧楼纷纷拆除盖起新楼，工厂生产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我家也鸟枪换炮，分到三房一厅的三居室，厨房饭厅和卫生间都在一个单元房里，每天洗漱方便多了。虽然床架写字桌五斗橱等还是公家的，不过新增了一些家俱：一套上漆的木沙发，能舒服的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还有一人高的大衣橱，家里好的衣服从此能笔挺的挂起来；吃饭的条凳也换成了小方椅，平时塞在小圆桌下不占地方。这几样可是自家打制的，我家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私产了。

后来与水泥厂的玩伴都没了联系。只听说锋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去，一去多年，恢复高考后考上省建材系统的中专校，毕业后分配回三明水泥厂当技术员，算承接了他父亲的技术身手，但他造飞机的梦肯定无法实现了。其他孩子有顶替父母补员进厂的，有招工进厂的，去外厂也有两个，还是当工人的多。进水泥厂的几个后来都经历了国企改制先下岗后割尾巴的痛苦日子，如今他们都是奔七去的老人了，也不知养老待遇如何？与一生都在国营厂上班的父辈相比，他们开头也是国营人，可惜只有善始，没有善终。

后来听说，三明水泥厂在是二OO四年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经过多年亏损后，一个台湾老板接手了水泥厂，员工大部分被要求割尾巴离职。接手后的台湾老板无力也无心经营水泥厂，几经倒腾，水泥厂变成了开发商的楼盘，工厂原址上盖起了一个叫滨江新城的江景房小区，20多栋住宅高楼耸立沙溪河畔。三明东火车站今天还在，只是来往客车不再停留，改成单一的小货运站。没有了山里伐木场的木头和水泥厂的水泥运输需求，不知小货运站如今有什么货物从那里装运。

后来我从父亲那了解到，曾经辉煌过三十年的三明水泥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步步败下阵来，计划经济取消后，面对雨后春笋般掘起的民营小水泥厂的挑战，背负过多社会责任包袱的国营厂，竞争不过轻装上阵机制灵活的民营厂，生产成本一直过高，产品销路一直不畅，债务问题压得无法喘息，更致命的环保问题也不能解决，最终被时代淘汰。

后来遇见福州鼓山一带当年招工去三明的老一代水泥厂工人，退休后回老家养老。他们组成一个三明水泥厂退休老工人群，经常凑一起聚会，方式也特别，开销AA制，不去酒家，自己采买，在老家的农家小院摆出几桌自娱自乐，也多次邀请退休在福州的父亲参加。我陪父亲去过一次，与老师傅们聊起当年的三明厂，他们无不怀念那段最有主人翁感觉、工人福利跟生产发展一起水涨船高的国营厂日子。并且很欣慰他们在水泥厂落幕之前就领到了养老金，还是个人医社保费缴纳中，少部份的“视同缴纳”的那款。

（文章原名《国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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